山西祁县贾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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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血上书、为强国流泪” 的爱国晋商袁兰先生


     祁县是晋商重要的发祥地。长期以来,祁县的乔家、渠家、何家这些巨商大贾早已被人们熟知。乔贵发、乔致庸艰苦创业的发家史,渠本翘创办祁县中学、振兴民族工业的爱国壮举,人们也耳熟能详。但是,还有一位自小闯关东、年长后返乡的祁县籍爱国商人却并不为人所知。他就是祁县贾令镇的袁兰先生。因袁兰是我的同乡、同族,所以平遥籍祁县收藏家宋庆林先生特意赠送我两册《币制刍言汇志续录》影印件,使我有幸看到尘封百年的袁兰老先生的著述。《币制刍言汇志续录》是一本涉及金融方面的繁体文言专著,成书于1915年,全书6万余字。其内容,汇总了袁兰在“辛亥革命”前后,为国家和地方货币制度的改革所提出的一系列爱国主张和建议。黑龙江陈福龄先生在袁兰所著《币制刍言汇志续录》序言中这样评价他:“他人以指血上书,先生殆以心血上书也;他人为忧国流泪,先生更为强国流泪也”。我特别赞同陈福龄所作的评价。也为有这样的同族、先辈感到自豪,更为我们伟大的晋商感到骄傲!
   
    袁兰,字研香,生于1862年,卒于1937年,祁县贾令村南大街人,幼读私塾。14岁时,在亲友的指引下,身背炒熟的黑豆闯关东,前往黑龙江漠河寻找生计。后来,辗转到当时的省城齐齐哈尔“益盛公”大商号当学徒。由于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几年下来,深得掌柜的器重和伙计们的爱戴。成年后,已经成为商号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由于黑龙江紧靠俄罗斯,袁兰常年往来于中俄之间,主要贩卖和经销药材、皮毛、粮油等大宗商品,为商号获得巨大的利益,不到30岁便做到“益盛公”掌柜的位置。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袁兰已在黑龙江境内纵横商场,大显身手。幼年的文化底蕴加之通晓日、俄、蒙等国语言,使他在省内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庚子年后,除担任“益盛公”商号掌柜外,被公推为黑龙江省商务总会董事之职。此职务一直担任到民国四年(1915年)他53岁还乡之时。至此,袁兰为自己39年的关东商涯画了一个圆满而又遗憾的句号。
   
    袁兰在黑龙江的年代,正是中国丧权辱国的时代。1894年,日本在英格兰银行借款的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战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迫使清王朝割地赔款。日本将2亿余两白银的赔款,全部折合为英镑,存入英格兰 银行生息。两年后,日本利用这笔巨额赔款,以固定的1:32的金银比价比率,大肆购买黄金劵(英镑),从而完成了金本位币制改革。“甲午战争”赔款,造成中国纯银尽失,清王朝的财政也从根本上趋于崩溃。1900年,沙俄侵占东北。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同年,横贯东西的俄国西伯利亚远东铁路修成通车,中俄贸易的线路从此转向东部沿海。东北三省成为日俄激烈争夺的重要之地。所有这些,都发生于身在黑龙江的袁兰的眼皮底下。
   
    除此之外,中国长期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随着晚清王朝经济的崩溃,这种多币制的自由兑换,直接导致币制的更加混乱和工商业的衰落。在清代,除使用铜钱外,欧洲多国的银币、银元也在国内流通。进入民国,货币制度更加混乱不堪。仅在东三省流通的就有银倆、银元、角银、铜钱、卢布、英镑、日元、政府纸币等。期间,俄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贬值最慢,日本在中国所发钞票最为坚挺。而中国国家并没有法定货币,老百姓以及各类工商企业只能信任坚挺的外国通货。老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大幅度贬值,市场物价飞涨。正如袁兰书中所言“此风云扰攘,使我全国金融滞涩、生计恐慌,沿江沿海,各通商巨阜人民失业者日见其多”。工商贸易在货币兑换中也多受损失。实际上外国发行的信用成为中国的“主权货币”。
   
    在黑龙江驰骋商场近40年,与边境贸易各类货币打了半生交道的袁兰,对于日、俄及欧洲各国的货币兑换,可谓了如指掌;对黑龙江及东三省乃至当时全国的币制乱象,更是感同身受,目击心伤。受“戊戌变法”的刺激,晚清政府虽然有改革币制的意识,但一直停留在口头上,并无实际举措。“忽尔讨论会,忽尔研究会,币制委员会、币制调查局考不胜考,查不胜查,终于莫衷一是。”此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首倡“民主、共和”,着手各方面的改革。在此背景下,对金融领域早有研究的袁兰,以自己的才学,为币制改革而建言献策:“今之时代,既变专制而为共和矣,凡吾国民皆属一分子,有拥护国权以保私产之责”。
   
    袁兰将自己苦心写就的《币制建议书》,先后上书东三省“官银钱号”及黑龙江“广信公司督办”,陈述滥发纸币对工商士民造成的伤害;上书黑龙江都督、省长,以期率先推动统一省内货币;送呈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以及全国各省商务总会,以期统一认识、形成联盟。为了引起政府的重视,袁兰还把《币制建议书》刻印成册,分别以邮递方式,呈送给国家民政司、工商部、财政部和全国各行省行政机关以及各大商会,甚至委托财政部转呈总统袁世凯。从中华民国2年7月至民国4年6月,前后所印寄的册子、建议书主要有:《承办金本位币制建议书(并附录办法纲领六条)》,印就500册;《上政府币制意见书(附缮币法理由与币制银行之节略性质说贴)》,印就500册;《币制刍言(附金银铜三品圜式之释义以及各种天然有之相权重量用法意义归宿之处)》,印就1000册。为印寄这些册子,他竟垫付个人资金300银元。
    试想,袁兰作为一个旅居黑龙江商人,賺钱养家、服务于财东是他的本分,为何还要为币制的统一而呕心沥血、奋笔疾书、奔忙操劳呢?为利、为名,还是为出风头?
   
    一方面,在俄日侵占东北之际,他对被称为黑龙江省金融枢纽的“广信公司”营业扩张而滥发纸币,导致“纸币充斥、银价骤昂、人心大恐、火急仓皇、危机勃勃待发”且已波及到吉林、奉天两省而政府不加干预的情势,义愤填膺,痛心疾首。他在《上黑龙江省朱省长书》中写道:“兰虽晋地乡夫,旅居江垣者以历三十余载,论省域,固有此疆彼界之分;论国家,则同为国民一分子处。此巢将覆、舟将沉之时代,何遑计及孰为边陲内省,孰为土藉旅居?亦无所谓官与民,更无所谓兵与士农工商也!国家存在,则有官民兵士农工商阶级之判,一旦国土沦亡,同入于牛马奴隶之域,甚可悲也!”
   
    另一方面,币制的纷乱极大地损害了工商业的利益。作为黑龙江商务总会的董事,作为商界的代表,他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维护商界的利益。正如他在给“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呈送的《承办币制建议书》中所陈:“兰既蒙众商推列董事,不唯于商会荣辱有关者不敢缄默,即于商务利害有关者,皆有进言之义务。况此币制,不仅系于政治的问题,且有系于国体的问题”。而且,他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见解,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威望。他在一系列《建议书》、《说贴》中,列举出了欧州及日俄各国与清代乃至民国初年的各种货币的具体兑换、折合方法;一笔笔计算出百姓、国家因币制的纷乱所造成的损失数额,以增强他“上书”的说服力。正如当时黑龙江省通河县商务分会致袁兰公函中所述:“熟视揣度其中情理,至于智谋变幻,殊属奥妙无穷,竟有使人阅之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之况味”、“若论古今名臣贤相、政治之家,固不乏人;若讲经济之学,罕有其匹此《币制建议书》”、“财政部一班实耗国帑、尸位素餐的大老窥之,岂不赧颜,岂不羞煞!”可见,此公函充分反映和代表了当时商界的共同心声;其能力和水平也深得大家的认可。我们的晋商,在百年前即有这样不负众望的敬业精神,有多么的可贵!也难怪一代晋商能够独步天下,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小而言之,袁兰在为商界利益代言;大而言之,他是为国家、为民众的生存而呼吁。因为他看到的是:“当革命以前,中国全国造币局有七。一国有二,已不异于私造,况七处乎?”、“致国于灭亡者,独在一恶币使然。” 他认为,滥发恶币与财政困穷形成了恶性循环,致使国家衰败、外债累累。而晚清政府却“在位谋政者不善于用权法,以致一误再误、三误四误。岌岌乎有国不国之险象!” 民国建立后,袁兰热切期望一个好的政府出现,建立利国利民的新币制:“欲求财政丰富,唯一根本问题,在于先有一有道德之良政府,而后始有贤人才;有贤人才,而后能有真币制;有真币制,而后则有善财政。若其真正币制终不见诸实行,则其财政困穷势必日涸而日甚。不独政治经费有如此,及其全国生计界中,金融恐慌之险象尤其不堪言状矣!” 他所期望的是“可脱避马牛奴隶我国之羁绊,不致催亡我国、遭灭我之种族于旦夕间也!”
   
    袁兰上呈的《币制刍言》以及《币制意见书》,能够充分体现出他对金融统一的期待和国家富强的追求:“著手币制为当今最急、最要理财救国之不二法门”、“治国之道所求者在养民,养民的根本之要素端在金融之统一耳!” 币制是“国之精神魄力而犹政治之经纬也,有币制则国财之生发也”,他认为“国之强否,其原因并不在船坚炮利、兵力厚薄,实在普通人民之知识;国家贫富之道,其原因也不在库藏有多金与否,而实在全国工商发达与金融之活泼耳”、“币制定则金融灵,金融灵则工商纾,工商纾则税赋增,税赋增则库帑足,库帑足则布政周,布政周则养民易,民既得养而国有不富、富有不强者其谁信耶?是则币制之为物关系之重大”!他极力主张创立“国立公共币制银行”,实现全国币制统一。
   
    在主张货币统一的同时,袁兰对货币的发行、管理也有着超越时代的见解。早在民国二年11月23日,袁兰在呈送财政部的“建议书”中即提出:“纸币之发行也,不在基本金之充足与否,实在发出之数有无超逾社会上应用之额与否也。以全国言,不可超逾全国应用之额;以一省言,不可超逾一省应用之额;以一市言,不可超逾一市应用之额。欲知应用之额,不在求知其数,而在衡其现币与纸币之价格上以定其额,庶不有差也!”他还建议:“出钞”与“铸币”须臾不可分离,应把这两者“归一单独银行办理,兼以委托其银行承售国债之票。立法之权掌于国家,经营之权托于银行管理”。若非一个金融家,怎能有如此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即使放在百年后的今天,恐怕也不会被现代银行家所否定!
   
    遗憾的是,袁兰老先生生不逢时。正如其《币制刍言汇志续录》自序所言:“倡言币制改革数十年于兹矣,国体虽更、政体虽变,改专制而号共和,易君主而呼民主矣,噫嘻!今之政府官僚犹昔之政府官僚也!今之人民士庶犹昔之人民士庶也!”这使袁兰感到着急、气愤而又十分无奈。也正如黑龙江省通河县商务分会致袁兰公函所言:“政界操握财权这些贪婪大老,一看不利于己,何所乐从?”当其时也,全国流通的铸币、纸币十分复杂,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折算繁琐,民众积怨。总统袁世凯忙于镇压“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借助币制改革解决经费问题,于民国三年公布了《国币条例》,且为提高个人政治地位,铸造发行了“袁大头”银币、铜币,但远不是袁兰理想中的币制改革。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全国也没有统一货币。有的只是民不聊生、后来的大面额纸币当柴烧!
   
    民国四年,袁兰怀着悲愤和无奈,将其数年的“心血”汇集成书,带着对“益盛公”的眷恋之情,离开黑龙江回归原籍。回家当年,他再振“晋商”雄风,在全县最大的集镇、自己的家乡---贾令镇,开办起“晋盛公”股份制粮油商号。在他的经营下,“晋盛公”依旧做得风生水起,成为周围七里八乡有名的大商号。直到晚年,袁兰先生爱国忧民的思想依旧没有泯灭。民国十六年(1927)8月,65岁的袁兰老先生毅然加入了由早期共产党人闫定础、袁贵显领导和组织的“贾令农民协会”,并被推选为农协会书记。为了贫困农民的利益他带头清查背后有着巨大势力的贾令村长的帐务,率领村民闯入县政府,不惧警察持枪威胁,顶着“聚众闹事”被扣押的风险,仗义执言,据理力争,迫使县长答应了村民撤销村长职务的要求。关于袁兰参与“贾令农民协会”之事,《祁县志》有较详细记载。1937年袁兰去世后,“晋盛公”商号股东由其子袁广仁继承,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公私合营”。
   
    有其父必有其子。受袁兰进步思想影响,其子袁广仁(1902--1983)字友三,1927年山西大学采矿系毕业,先后在太原公立女子学校、国民政府内政部、天津盐务局、祁县中学任职。期间,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学识威信几次拚力营救被阎锡山政权追捕和关押的闫定础、袁贵显等共产党人。病故后,国家高级干部贾步彬、闫定础分别发来唁电,深切哀悼。
    如今,袁兰的老宅还在,由其后人居住。其街门上的谯楼依旧高耸。谯楼旁“川陕通衢”的古驿道犹在,由现代的车辆通过。数百年间,祁县无数的晋商曾徒步经此走西口、闯关东。其中,成功者有之,发家者有之。像袁兰这样旅居边陲“以心血上书、为强国流泪”的爱国者却并不多见,而且长期鲜为人知!若非孙庆林先生发现并从外省购回其著述,袁兰这一爱国晋商还不知会被湮没多久!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迁。让袁兰老先生值得欣慰的是:其《币制刍言汇志续录》中所寄托的币制统一“原不望有求成于今日,实敢祝盼有成于将来耳”的期望,仅在他离世10年多即已变为现实。他不会知道:是他生前所信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树立了祖国的主权货币——人民币,彻底结束了千百年来中国没有统一币制的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坚挺的人民币一次次地抗击了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从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已经被“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正逐步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货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圆着他的强国之梦!
   


(网上发布日期:201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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